王力军收购玉米获刑案再审改判无罪 将申请经济赔偿

2017年02月18日 03:46 来源:北京青年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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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无罪!”2月17日上午9点,宣判的声音在法庭上回响。

  站在被告席上的内蒙古农民王力军,在宣判后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说:“我一直相信,我没有罪。”

  每个秋收时节,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白脑包镇永胜村的道路旁都铺满金黄的玉米,乡邻们趁着中午的阳光翻晒自家的宝贝。撂下手中的活计,王力军看到那些玉米在阳光下,闪闪发亮。但他没想到,会有一天,那些“好看的玉米”却让他成为“高墙外的服刑犯”。

  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期间,未办理粮食收购许可证、未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并颁发营业执照的王力军,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白脑包镇附近村组收购玉米,并将玉米卖给市粮油公司,经营数额20余万元,获利6000元。案发后,王力军主动自首,并退缴所得。

  2016年4月15日,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王力军有期徒刑1年,缓刑2年,并处罚金2万元,其退缴的6000元由侦查机关上缴国库。

  同年12月16日,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再审。

  “我恳请中院判我无罪,让我轻轻松松地做一个守法的农民,让我闲置在家两年多的脱粒机以及农用车再响起来,为我们家庭和周边的粮农再忙碌起来。”王力军在庭审上宣读了自己手写的最后陈述。

  2月17日上午9点,王力军收购玉米获罪案再审宣判,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,改判王力军无罪。法院认为,王力军的行为违反了当时的国家粮食流通管理有关规定,但尚未达到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危害程度,不构成非法经营罪,依法改判无罪。

  据律师王殿学透露,2月17日下午,王力军将到临河区法院申请国家赔偿。

  老实的农民突然变成罪犯 谁能接受?

  北青报:为什么最早没不打算请律师?

  王力军:我以为事情不大。后来案子转到法院,咨询多名律师后,我才知道非法经营罪要被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,就慌了。我如果坐牢了,我家的40亩地,靠老婆和老母亲种,是种不上的。家里没啥收入,就要吃不上饭了。后来我去临河区法院对面的巴彦淖尔市148协调指挥中心法律服务二所,找到王润生律师,拜托他救救我。我的案子太小,媒体发现了,才引起了对我的关注。

  北青报:这些日子过得憋屈吗?

  王力军:能不憋屈吗?我之前一直处于服刑期间。没有去坐牢,但每周我都要去报到一至两次,写写对法律的认识。要走远一点地方,需要向司法所请假。我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,突然变成了罪犯,不仅收不成玉米,没了收入来源,而且判了缓刑后,还要在社区矫正。在我们这里,玉米贩子大概有1000多人,没听说有人去办证。我们一去收粮食,乡邻也欢迎啊。贩玉米,靠合理的一点差价谋生,我现在也不觉得有啥问题。

  北青报:一审后你本人没有上诉?

  王力军:我可以说是法盲,以前只知道杀人要偿命、偷盗抢劫是违法犯罪。后来临河区公安分局传唤我,我问检察院上班的亲属,我的行为是否合法。人家说没有粮食收购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,从事粮食收购就是违法。我就吓着了,如果我知道没违法的话,花多少钱也得申诉。老实的农民,突然变成罪犯,谁都不能接受。

  北青报:有人说,再审没有当庭宣判,有点儿遗憾?

  王力军:公道自在人心。农民倒腾玉米因法律知识匮乏被抓,也没人去教他们法律。现在我学会自我保护了,我相信我没罪,我相信再审判决一定会还我清白。

  判刑后别人总把我当罪犯看 特别憋屈

  北青报:你的家庭经济情况怎样?

  王力军:我是家里老大,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。小时候也想念书,走出农村,家庭情况不允许,初中毕业就回家了。我想让我儿子、女儿好好念书,不用种地。种啥地啊,赚不到钱,苦啊累的,家里现在还住着30多年的土砖平房。

  女儿去沈阳读大学,我父亲生病了也花了一部分钱,有时不够,就去当地信用社贷点款。后来她成家,我们这儿多的嫁妆可以给5万元,家里没钱了,一分没给。女婿家给了30多万新房首付,我和妻子心里酸酸的。儿子在呼和浩特做美发学徒,每个月工资700多元,我补贴给三五百元。孩子懂事,他除了换季买个衣服,不多花。

  北青报:当时为收购玉米投入了多少钱?

  王力军:我当时花4万多元,买了一辆二手农用车,又花1.8万元买了脱粒机。买的就是二手车,再卖都是三手了没人要。现在有更先进的机器了,脱粒机卖了也没人要。为这个事,我把挣的6000元上缴了,还被罚了2万元。算上其他费用,花了好几万,我得种10年的玉米才挣得回来。

  北青报:这个事给家人带来哪些影响?

  王力军:这个事搅得一大家子人不安。女儿女婿跑前跑后,儿子这个事他就闷在心里,一般不说,每隔半个月打一次电话来。原来打算瞒着老母亲,瞒不住,她经常晚上流眼泪睡不着,想不通怎么回事。妻子不用说了,见人就抹泪。和她的姊妹们诉苦。我让她别说,她说你说那些没用,人家说你犯法了。

  北青报:此前因为这个事,街坊邻里对你的态度有没有变化?

  王力军:判刑以来,我总感觉别人把我当罪犯看,我都避开人群走,感觉直不起腰板儿。我本来就话不多,也不和人聊,他们也不知道我犯了什么法,就知道被判刑了,说啥的都有。有时我心里不痛快,就大声冲老婆,她知道我憋屈,就站在门口看我,不说话,一直抹眼泪。现在想起来心里难受。这几天,一拨拨记者媒体来家里采访,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了,就好多了。也有人上门安慰我,他们知道我本来就是能忍耐的人,我不会想不开。

  对经济和精神上的损失 会申请赔偿

  北青报:你之前怎么收购玉米?

  王力军:走乡串户,很多中间人都这样收购啊。几户凑一车。看水分定价,挑挑拣拣完全凭感觉,扣除水分和杂物后,有时挣钱,有时赔钱。从2014年11月到2015年1月,赚了四五千元。农民们卖给贩子省时省力,一般家庭粮食数量不多,天寒地冻去粮库还需要排队,挣得辛苦钱。

  北青报:还会从事贩卖玉米生意吗?

  王力军:如果这次判我不违法的话,我还会干。这是我们“夫妻档”收入来源,当地周边农民也很需要我们,就继续干着。你问我有没有劝别人不收玉米?我不劝,我们没错,大家都是这样,都不觉得自己有错。

  北青报:除了收玉米,你还做过哪些生意?

  王力军:初中毕业就不上学了,感觉土里刨食攒不住钱,就尝试小买卖。去过呼和浩特、乌海市,去陕西神木县卖瓜。还从煤矿拉过煤倒卖。有时也给朋友搭手,帮个小忙,一起赚点闲钱。

  北青报: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自己的案子有转机?

  王力军:2016年7月开始,陆续有媒体来我家采访,带动很多懂法的人一起重视,那时候才确定我本来就是没犯法的。最高法救了我,去年12月,最高法指令由巴彦淖尔中院对此案进行再审,几位好心律师就找到我,说要给我做免费的法律援助。

  北青报:会去申请赔偿吗?

  王力军:一定会的。自从出事后,我也看《法治在线》、《社会与法》电视节目了,晚上睡不着我就琢磨那些法律条条框框。现在懂法了之后,我也多次咨询律师,我知道我可以要求赔偿经济、精神上的损失。

  本组文/本报记者 曹慧茹 石爱华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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