男子3年拍国人产子纪录片:生育如战争 产妇是战士

男子3年拍国人产子纪录片:生育如战争 产妇是战士

2016年12月30日 03:37 来源:新京报
 

郑清明和他的两个女儿郑秋、郑心,名字合起来是“愁”的意思。

12月24日,“陈小凤”一家人在看纪录片《生门》片段。

12月23日,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产科走廊的待产孕妇。

  一根脐带牵着一个婴儿在大银幕上晃过。他刚刚离开温暖的子宫,被一双大手,从哭嚎的产妇胯下接到人间。

  有观众失声叫,“啊……”有人窃语“哎呀,我肚子好痛。”

  女性真实的生育过程少有地出现在中国电影院的大银幕上。

  导演陈为军今年47岁。他出生在山东日照的一个农村。他出生的年代,生育是一件粗粝而自然的事。孩子像长熟的瓜果,生在地上。黄土地上铺一层厚厚的麦秸灰,在深秋的一个午后,他“噗通”掉进一堆灰里。父亲拿着剪刀,在煤油灯上一进一出。咔嚓一声,剪断了他的脐带。

  四十多年后,陈为军带着两个摄像师,想拍一部当代中国人生孩子的纪录片。

  这更像一部中国式“战争片”。“战士”是产妇,她们的敌人有的是金钱或时间,有的是疾病或死亡本身。战斗结束时,有人迎来新生的奖赏,有人被死神召唤。

  生死之间,有义无反顾,有得失的纠结,亦有深藏的人性和只属于生命的奇迹。

  《生门》500多小时的素材,记录了80多个家庭。三年后,纪录片走进影院。每一个参与纪录片的人,都试图重新理解女性生育的本能,“就像达成一种和解”。

  不定时炸弹

  武汉人管宝宝叫“毛毛”。

  郑清明带着妻子和她肚子里的毛毛赶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时,是凌晨1点多。他几乎是被另一家医院“逼”出来的。

  “只有2000块一晚的病房”。郑清明没有钱。妻子是他在外打工时“带回来的”,没有社保。为了能报销,他让妻子冒用了外甥女的名字陈小凤。

  “陈小凤”随时会有生命危险。她怀的是双胞胎,却是风险性极高的中央型前置胎盘。按照医生的说法,本应长在子宫后壁、前壁或侧壁的胎盘,刚好完全挡住了孩子出生的去路——宫颈口。孩子越大,胎盘压力越大,“就像不定时炸弹,不知道什么时间会炸”。

  郑清明已经历了两次“小爆炸”。其中一次,“陈小凤”站在地上,血淌满了两块60平方厘米的地砖。

  他42岁了。在外打工二十多年,是村里最后一户盖起新房的人家。邻居的孙子都一岁多了,他的宝宝刚满29周,离足月还有8周。生死未卜。

  他拼了命也要保“陈小凤”和两个宝宝。医院产科的病床成了他的“阵地”。

  作为武汉市5家急危重症孕产妇抢救和转诊中心之一的三甲医院,这里2/3的住院产妇都是各地转来的疑难、危重和急症。

  一个肾病综合征产妇,全身浮肿。所有亲人都劝她打掉孩子。因为年龄大了,怕再难受孕,她执意冒险保胎。还有一个重症子痫前期患者,高血压随时可能致命,她签了风险自担保证书,“想让宝宝在肚子里多呆几天”。还有的产妇羊水早破,靠躺在床上喝水、输液,“一动不动”。

  她们占满了产科的54张床位。“战场”延伸到走廊的过道上。连护士台旁的一块空地也支起床,成包的卫生纸和衣物占去1/4,床边靠着陪床座椅和输液支架。

  床的正上方写着,“幸福时刻——给宝宝一生最好的开始”。

  妈妈们严阵以待,没有人知道“幸福时刻”何时降临。

  过道里的加床半数没有屏风,吃喝拉撒没有隐私可言。像“陈小凤”一样的产妇,绝大多数时候都要躺在床上。因为出血多,“陈小凤”上厕所也在床上解决,靠的是一根导尿管。

  用来保胎的硫酸镁或安保滴得很慢——“最慢时1分钟5滴”。摇摇欲坠的液体要在严密监视下,连续挂上很长时间。

  因为长时间卧床,即使不断按摩,她们腿部仍会肌肉萎缩,“站都站不起来”。即使如此,只要肚子里有胎动,都算幸运。真正令产妇们提心吊胆的是,“有的妈妈,躺着躺着毛毛就丢了”。

  学会彼此开解,成了持久“抗战”的必杀技。

  “我羊水破得太早了,孩子现在只有两斤多。”

  “我办公室的同事,出生才2斤,现在长一米八几……”

  “小孩如果不好,你会放弃吗?”“不会,肯定不会。”

  “做大人真难呀,真是太难了……”

  “会有奇迹的。”

  “生个毛毛怎么谈的都是钱?”

  郑清明每天早上睁开眼,催款单会准时出现在床头柜上。最初护士会吆喝着送催款单,像是生活一次次向他吹起挑战的号角。

  后来全科室都知道了他家的情况,催款单出现时便不再有人说话。

  “没有钱,恐怕你的期望值要调整。”妇产科主任李家福查房时提醒,“血库的血没有钱是不好办的”。

  李家福是这场“战争”里至关重要的人物。做产科医生25年,他一年操刀的手术近千台。在陈为军的纪录片里,他被视作“拆弹部队”首领——帮高危产妇渡过难关。

  “输我的血行不行?”“你只能输400ml,解决不了关键问题。”李家福算了一笔账——一个孩子一万五,加上大人手术费,至少需要5万块钱,“5万块钱,你去哪儿买3条人命?”

  5万块钱是横在郑清明面前的又一座大山。

  他有着漫长的打工史。20多岁开始打工。抬过石头,打过混凝土,在上海家具厂打过杂。赚过最多的钱是170块一天,在烟台帮人扎钢筋。

  到四十岁时,他终于攒了7万块钱,翻新了房子。“房子”是他人生中翻过的第一座大山。次年,他在打工途中认识了被拐卖的“陈小凤”。

  “陈小凤”怀上双胞胎,是郑清明唯一一次感觉被老天“厚待”的时刻。如今,他靠在医院的墙上。焦灼和窘迫在他脑门上拧出几条青筋。

  他唯一的期待是孩子能在老婆的肚子里多呆几天。“在肚子里,总比在保温箱里便宜。”

  别过头,他擦了一把泪,继续给“陈小凤”擦拭身体。

  三年后,电影上映。李家福跑到汉口电影院“暗访”影片的口碑。观众纳闷,“生个毛毛怎么谈的都是钱?”

  钱,是李家福每天查房谈话中绕不开的话题,“一半以上都跟钱有关”。

  按照经验,早产儿由于各个脏器发育不足,“28、29周的孩子没有五万十万,很难养活”。在中国,早产的费用对社会和政府来说,仍是一个未解难题。

  李家福接生过一个最小600克的婴儿,“巴掌大”,住在新生儿科半年,花了25万。还有一个产妇,总共费用需要11万,家里把车都卖了,还差2万,“非常难”。

  因为出不起治疗费,孩子没养活的情况,也时有发生。

  “医院不会对产妇见死不救。”杨桂芬是“陈小凤”的主刀医生,她在电影院看了郑清明一家筹钱的过程——找信用社未果,借了几十家,不但挪用了亲友给儿子娶亲的钱,甚至还借了高利贷。

  “该救人的时候肯定会救人,就像应该催你缴费就一定要催一样。”她说。医院曾不止一次救助过欠款的病人,有按期归还的,也有反咬一口,“谁让你当初救我的?”这使医生和医院感到尴尬,“既不敢说没钱我们也会救,也不敢见死不救。”

  但郑清明自始至终都明白,能依靠的只有乡亲和自己。

  一筹莫展时,他曾跑进离外科楼一百米远的器官移植中心。“你们收不收肾?”他前后拦了三个医生询问,差点惊动了保安。

  “陈小凤”并不知道,郑清明比她哭得还多。

  医院出门,一条马路之隔,就是水果湖。吃饭的空隙,他沿着湖边走,眼泪像路边的法国梧桐叶,簌簌往下掉。回到医院时,他递给“陈小凤”的是8块钱一碗的猪肝面,他肚子里一天三顿装的都是3块钱一碗的热干面。

  “鬼门关”

  除了钱,死亡本身也显得虎视眈眈。

  夏锦菊是真正走过一趟鬼门关的“战士”。她在ICU睁开眼时,静谧的蓝光笼罩了一切。穿白衣的护士在一排排机器中间走来走去,气氛肃杀。她想说话,嘴里插了胃管,发不出一点声音。

  力气远离了她。甚至,连眼球的转动也要耗费半数体力。术后3天,她总共失血1.8万ml,相当于全身的血换了4遍。

  那是2013年,她33岁。供给胎儿营养的胎盘,长在了前两次剖腹产的疤痕上。不仅如此,胎盘穿透子宫肌层,植入了膀胱。

  这是典型的凶险性前置胎盘。当胎盘像大树一样被拔掉时,“血像泉水一样冒出来”。在宝宝分娩出来的一瞬间,“失血达2000ml”。57岁的摄像师赵骅把镜头推上去,能从镜头里看到针线一样细的血,喷向不同方向。

  怀孕3个多月时,夏锦菊从广州回到老家黄梅保胎。小县城的妇产医生天天往外赶她,“你就是个定时炸弹,”医生劝她打掉孩子,否则到时候大出血就像自来水管,关都关不住,“人财两空。”

  她从未想过自己会“人财两空”。即使在第一次心脏停跳前,还在请求医生,帮她保留子宫。

  心电监护仪显示过两次直线。在那个家人被要求“准备后事”的夜晚,她的腹部被止血纱布填满,等待最后ICU的介入治疗。

  疼痛吞噬了她的记忆。银幕上,父亲一遍遍揉着她因疼痛而痉挛的手,抚摸她的额头。三年后,她对这段观众的“泪点”完全没有印象。

  她唯一记得的是,穿着麻质西服的李家福朝她喊:“夏锦菊,你想不想见毛毛?”

  她点头。

  “想见就要坚持下去。”

  她又点头。

  她是产科的奇迹。

  事后,好多医生护士跟她聊“八卦”,“在ICU有没有看到什么虚无缥缈的东西?”

  她说,“蓝色的ICU大概就是阎王殿、鬼门关的样子。”

  阎王殿最终没有召唤她。11天后,她转回普通病房。

  死神也眷顾了“陈小凤”。

  孩子抱出来时,护士冲着郑清明喊:“恭喜你,一对姐妹花”。

  “恭喜啥,我一点高兴不起来。”他担心的是“陈小凤”。他想到她幼年被拐的经历和40公斤不到的体重,害怕起来——出血止不住就完蛋了。

  那一晚,他盯着床头的心电监护仪,一宿没合眼。

  天亮时,42岁的他,觉得老天又一次放他一条生路。

  更惊喜、更残酷的现实

  在成为专业妇产科医生之前,李家福做过5年乡镇全科医生。1988年之前,他接生过包括自己女儿在内的三个婴儿。

  那时,他一手捧着书本,一手接生。

  到了2000年,中国签署《联合国千年宣言》。作为医务工作者,他动员产妇到医院生孩子,以降低死亡率。2014年,中国提前一年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——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21.7/10万,较1990年的88.8/10万下降了约四分之三。

  在死亡率之外,他逐渐看到了比纪录片“更惊喜、更残酷”的现实。

  25年来,他见过数以万计的孕产妇。有做了8次试管才怀上的孕妇,也有14岁就当妈妈的产妇。有陪着小三偷偷来生孩子的,还有带着几个男的来生孩子的,因为不确定哪个是孩子的父亲。

  他还常跟警察打交道。2013年的除夕,120送来一个“三无”产妇。她没有身份证,没有亲人陪护,没有钱。她有的只是一个死在肚子里的孩子和不断的哀嚎。李家福报了警。最终,在警察的见证下,为她做了手术。

  最让他惊喜的有两个。一个是三腔心脏的产妇。三腔心脏的宝宝,一般来说活不到2岁。那位产妇不但长大了,还怀孕了。在他的保驾护航下,宝宝出生,“是个奇迹”。还有一个是“瓷娃娃”的妈妈,骨头脆得像玻璃。她是中央型前置胎盘,像“陈小凤”一样,随时可能大出血。更可怕的是,她是RHA阴性“熊猫血”。她身材只有89厘米长,29公斤重,最后孕育出一个健康的宝宝。

  社会对缺陷儿的容忍度也在增强。

  他曾接生过一个特纳综合征宝宝。她比正常宝宝少一条x染色体。宝宝的临床表现可能是长大以后没有子宫、没有正常的卵巢和阴道,这意味着她将来无法怀孕。她的个子会低于150厘米,智力接近正常。

  家属选择要了。

  还有一个唇腭裂的婴儿。家属说,“我们一定要,生下来是猫是狗我们都要。”这样的事例总是让医生欣喜。“过去很多人都放弃了,你善待这个生命会有好报。”

  最让他有感触的是,在他科室产下先天愚型(唐氏综合征)的一位意大利人。出院后,有一次,产妇把全家7口人的照片拿给李家福看,照片上,孩子笑得很甜。

  “在我们国家,类似的情况,产筛出来就是要引产的,但他们看中的是孩子给家庭带来的快乐。”李家福觉得这当中既有生命观的差异,也有福利制度的差异。

  《生门》中,李双双一家因为孩子检查不到胎动,加上优生优育的咨询结果不理想,希望引产。“这是因为万一孩子有问题,家庭将来无力负担,社会支持也跟不上。”

  从子宫,到阴道。从温暖的羊水,到大气层。在李家福看来,就像两个星轨的转换,宝宝会面临很多未知。有一部分会窒息而死,还有一部分内脏畸形在超声上检查不出来。这是医疗的局限。

  在与死神持久的战斗后,妈妈们伤痕累累。

  夏锦菊出院时,儿子刚满月。长期卧床使她的腿部肌肉萎缩,剖腹产的刀口限制了她的活动半径——走不出200米,就腹痛难忍。术后半年,儿子都不得不放在妹妹家托管。

  “陈小凤”的两个女儿,一个1.6千克,一个1.61千克。“两个加起来,都没别人一个重。”孩子肺发育不好,体质差,医生保守估计,“需要20万治疗费用。”

  求子不得的父母闻讯而来,通过护工来打探消息。他们愿意负担孩子的医疗费,并抱养其中一个。

  “陈小凤”话不多,只管一直哭。郑清明心一横,拒绝了抱养孩子的人,两个全都抱回家,“生死由命。”

  满月时,村里的乡亲去看,没一个觉得能养活。到郑清明家串门儿的妇女,至今记得孩子的“手脚像鸡爪子。”

  别人都是两手抱孩子,郑清明一手托着,孩子的屁股落在手掌里,头枕在他小臂上。冬天寒风呼啸,到了晚上他就把女儿放在胸口,“害怕她们冷,更怕一翻身压死了。”

  “战争”的奖赏

  三年后,当夏锦菊和“陈小凤”作为主角,出现在银幕上时,在真实生活中,她们已经带着上一次“战争”的奖赏,投入新的“战场”。

  郑清明把孩子抱回家后,自己瘦了20斤。他天天到村庄附近打零工,盖房子、修路、掏猪圈,来者不拒。即使如此,两个孩子喝奶粉的钱,“还欠一万多。”

  他读书读到四年级,认识的字有限。一个“愁”字拆开,成了两个女儿的名字——郑秋、郑心。

  在外面干了一天活的郑清明,一手抱起一个女儿回家。孩子在腿上坐定,他朝炉子里扔上一把柴,火烘烘地烧起来。他揽紧两个女儿,用粗糙的胡子激出一串嬉笑。这是郑清明一天中最享受的时刻。

  更多时候,两个孩子黏着“陈小凤”。她们比同龄孩子偏瘦,像“猴子”一样抓紧她,把她扯得东倒西歪。孩子调皮,她就伸出巴掌打,打完再抱着哄。只要摩托声在家门前响起,妈妈就暂时解脱了。

  夏锦菊成了凶险性前置胎盘的一个“标志性病例”。

  2014年,李家福把她的病例拿到武汉市的同行中去做交流。后来还拿到全国性会议上讨论。

  “现在几乎每个星期都会遇到。”李家福和同事感受最深的变化是,随着二胎孕产妇的增加,疤痕子宫、前置胎盘、凶险性前置胎盘的情况越来越多。“以前2500个病例才有一个胎盘植入,现在250个病人里就有一个是胎盘植入。”

  除了孕产妇高龄,李家福用高剖宫产率解释这一现象。

  “以前只生一个孩子,为了保险或怕疼,很多产妇选择剖宫产,剖宫产率达50%以上。”等到怀二胎时,类似凶险性前置胎盘成了剖宫产的远期并发症,严重威胁母婴生命安全。

  夏锦菊一直与李家福保持联系。

  因为术后大量输血,她最近刚去“把心肝肺都查了查”,还特意做了艾滋病检测。

  夏锦菊1米5的个儿,三年过去,从术后的70斤长到92斤。抱着50多斤的儿子爬楼梯,她只能一步步挪上去。

  4月份,在县城一家酒楼,她和老公为儿子举办了三周岁喜宴。儿子聪明讨喜,指着不同人的衣服,能准确说出,black,green,purple……

  没有儿子之前,夏锦菊是一个“像骆驼一样”的人。她务实、能干。她和老公在广州做服装辅料生意,自己把一家店打理得红红火火。

  为了儿子和青春期的女儿,她回到老家做起全职妈妈。

  像郑秋和郑心一样,3岁半的儿子无比依恋妈妈。夏锦菊上厕所的时间,他会哭着找妈妈。

  理解生育就像达成一种和解

  摄像师赵骅60岁了。

  一枚小小的老花镜,腿上绑了黑绳,挂在胸前。两年中,磕磕碰碰,他戴坏了4副老花镜。他的老花眼二三百度,没眼镜的时候,全靠在武汉市电视台几十年的经验对焦。拍完《生门》他才算第一次弄懂了“生孩子这回事”。

  他把几十年攒的私房钱都给了夫人,撂下大话,“你爱干什么就快去干什么。”

  1983年,夫人在中南医院生下女儿时,还是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的年代。他没有细腻的体贴,一心扑在工作上,很少悉心伺候。

  三十年后,他从中南医院扛回摄像机,妻子看得入神,连“眼睛都不眨”。

  一个40多岁的的士司机,老来得子。赵骅跟着他返乡报喜,男人“上山祭祖,鸣鞭。”家族繁衍的仪式感令他动容。

  还有一个早产的母亲,通过医院找到赵骅,想看看孩子出生时的影像。她的孩子出生后夭折,赵骅拍下的是那个生命唯一的一段影像。

  生育,这个被他视为女性本能的自然过程,突然变得值得敬畏。“正是这种被忽视的本能,才使我们得以繁衍。”赵骅说。

  生育也让走失多年的“陈小凤”想回云南找自己的娘家。她十几岁时被拐卖,因为不识字,至今不知自己叫什么,只记得村外的茶园和门口的大井。

  命运诡谲。她冒用的“陈小凤”不但未能给减免负担,还成了孩子上户口的障碍。

  她的两个女儿,是“陈小凤”之女。如果要更改出生证明,只有她拿出自己的身份证,并经过亲子鉴定,才能更改。返回她的出生地云南,寻找她出生时的户口,成了解开这个问题的唯一一把钥匙。

  导演陈为军曾有过一个“伟大”的想法。足够多的观众通过《生门》,会达成一种广泛的交流。在电影票房允许的情况下,或许可以探索成立一个早产儿救助基金,救助“陈小凤”一样的困难家庭。“生育和养育的成本和风险应由家庭和社会共同承担。”

  但现实像生育本身一样残酷。尽管,发行团队用电影大数据测评显示,躺在手术台上的夏锦菊为保子宫,心跳停跳两次,“全身血液换了2遍”,彼时观众紧张的情绪可比肩《拆弹部队》和《釜山行》高潮部分的峰值。

  但是在票房井喷的电影市场,《生门》排片不到1%,票房不济。

  “跟你的母亲或妻子去看吧,”陈为军说,就像达成一种和解,“感谢她把一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。”

  A18-A19版采写/新京报记者 李兴丽 实习生 罗仙仙湖北武汉报道

  A18-A19版摄影/新京报记者 李兴丽

 


男子3年拍国人产子纪录片:生育如战争 产妇是战士

推荐阅读

人民网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