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代已有皇帝给官员发年终奖先例 抵得上全年工资

汉代已有皇帝给官员发年终奖先例 抵得上全年工资

2017年01月23日 03:23 来源:北京青年报
 

  1948年上海《工商法规》刊载的“年奖问题处委会决议四点”

  ◎程鹏 孔勇

  临近年末,又到了欢度春节的时候。但春节能不能“欢度”,一方面取决于是否阖家团圆,心情舒畅,另一方面则要看手头是否宽裕,年货齐备。作为中国最重要没有之一的节日,每逢春节,人们都希望老板上司掏包解囊,发点福利。与此同时,员工下属也心照不宣地在这时候走动往来,加深感情。如此一来,从上到下都心满意足,皆大欢喜,高高兴兴回家过年。这种熟悉的流程,已在中国古代延续了数千年,成为春节期间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。倘若打破了规矩,还会引来大家的不满和抗议。

  皇帝发放年终奖

  汉代“腊赐”超过全年工资,北宋官员年终奖少得可怜

 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,皇帝给官员发放年终奖已经有了定例,称为“腊赐”。顾名思义,就是在腊月赏赐钱物,以备过年之需。依照官员等级的不同,“腊赐”的数量多寡不一。据杨侃的《两汉博闻》记载:“腊赐大将军、三公钱各二十万,牛肉二百斤,粳米二百斛;特进、候十五万,卿十万,校尉五万,尚书三万,侍中、将、大夫各二万,千石、六百石(均是官名)各六千,虎贲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。”

  其中提到的“钱”是五铢钱,据研究,汉代一枚五铢钱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4角。连同牛肉、粳米加一起,大将军、三公获得的年终奖励差不多高达10万元,最少的虎贲、羽林郎两位也要过万。对照一下当时官员们的工资,像大将军、三公之类的高级官员,月薪约一万七千五百枚五铢钱,合人民币七千元,一年下来八万四。也就是说,他们的年终奖励超过了全年工资,福利之优厚让人羡慕。

  高额的年终奖励,既是对官员们过去一年辛苦办公的嘉奖,也勉励百官来年撸起袖子加油干。看了这些奖励清单,真要佩服汉代的皇帝们,毕竟钱、肉、米都是出自国库,相当于皇帝自掏腰包,倘若没有十足的魄力,谁也舍不得这么大方发放。这也让后来人看得眼红心动不已。清代的徐昂发先生,在比较了历朝历代的年终奖数额后,不禁感叹说:“汉世优恤臣下,可谓厚矣。”

  与汉代相反,北宋官员的工资相对较高,年终奖则少得可怜。以我们熟悉的包拯包青天来说,他任职开封府时的基本工资包括了月料(月薪)、餐钱(饭补)、茶汤钱(水补)、薪炭钱(取暖费)、公使钱(招待费)、添支钱(岗位津贴)等等,全部下来差不多已有万贯,相当于人民币五六百万元之多。反观当时官员的年终奖,即便是宰相级别的国家重臣,也不过五只羊、五石面、两石米、几坛酒而已。相比他们的工资来说,真不知低到哪里去了。

  无论赏钱还是赏物,虽然形式不同,但都是非常实惠的东西,直接关系到官员们的春节消费。到了清代,赏赐的物品种类更为多样。清宫有“冬至赐貂”的惯例,每逢冬至,在南书房、如意馆、昇平署等部门上班的人都能得到数张貂皮。临近年尾,各王公大臣以及部分外廷大臣还能得到皇帝赏赐的“福”字一幅,“岁岁平安”荷包一个,灯盏数对,以及从辽东运来的鹿尾等珍贵物品。福字、荷包虽然有点形式主义,但既然受赐于皇上,自然意义非凡,百官还是会引以为荣,格外珍惜。

  官员自筹过节费

  翰林院起草任命书有“润笔费”,唐宋时期衙门可以放高利贷

  在古代庞大的官僚系统之下,皇帝发放年终奖通常无法面面俱到,即便像汉代那种相当敞亮的发放标准,也难以兼顾到各个级别的官员。为了达到欢度春节的目的,官员们也不闲着,想出了各种办法自筹经费,听着总有点自我发放过节费的味道。

  翰林院是历代公认的“清水衙门”,负责起草文书谕旨,财权、事权都不怎么突出,所以平时捞油水的机会本就不多。好在有个不成文的规定,但凡遇到一些官员升迁上任,需要翰林院起草任命书,这些官员就会向翰林院送些礼物,权当“润笔费”。一年下来,礼物积少成多,积零成整,成了翰林院一项相当可观的收入来源。比如宋代,官员送来的谢礼包括丝绸、马匹、铜钱等,动辄几十匹、几千贯的送,数量着实不少。收到的谢礼怎么分配呢?一般来说,一年中分两次发放,三伏天发一次,年末时发一次。为了分配平衡,翰林官员们在起草文书时会让大家都参与进来,一个人能够干完的活儿,往往要分成数人去做——张三负责起草,李四帮忙润色,王五随后誊录,再有个赵六完成审校。如此一来,年关岁尾分成时就能保证人人有份儿。

  在造纸术还没发明的秦汉魏晋各朝,书写、传递公文主要是用竹简来完成。为了防止竹简丢失或有人篡改,各部门在发文时通常会在外边套上布袋,然后加盖封印进行加密。其中一些单位,如负责收集百官审查文件的御史台,一年下来能收到大量的布袋。这些废旧布袋堆在办公室,既占地方,也无法再循环使用,官员们便在年底拿出去卖掉,卖布所得随即分给内部同僚,算是年终分成,金额还算可观。

  唐宋时期,商品经济发达,朝廷一度允许各衙门向民间放高利贷。放贷的本钱,既有公用款,也有官员们凑起来的集资款。按照当时的利率,月息能够达到百分之三。一旦放出,包赚不赔。全年下来,很多衙门都有了自己的小金库,拿出其中一部分用来打点上司,剩下的就成了本部门各官员的年终奖励。正所谓古今皆有生财道,工资加上福利,古代官员们的生活水准其实也还不低。

  从上到下需打点

  清代官员流行送个小“红包”,打个小“暗语”

  单凭皇帝赏赐,或是同僚自筹,似乎还不能满足官员们的春节消费需求。长久以来,官场形成了送礼打点的潜规则,春节尤其是下级孝敬上级的绝好时机。这种进项虽然不能称为年终奖,但它也是官员们年终收益的重要来源。

  明朝万历年间的周晖,有一年除夕前一天外出访客,看到南京兵马司衙门前聚集了浩浩荡荡一群人,每人手捧一个食盒。周晖好奇不已,忙上前打听,才知道这些人都是来给兵马司官员送礼的。这让周晖大感诧异,毕竟当时兵马司只是负责南京城的治安消防、看守囚犯等杂事,官员品级也不高,竟然有这么多人前来送礼孝敬。这从侧面也能反映出,其他衙门各官每逢年节定能收到不少过节费。

  清代官场陋规更为常见,春节就成了上级官员收金敛银的固定节点。说到送礼,清代官员们的智慧着实让人佩服。既要送到位,还不能落于俗套。采取的办法是:送荷包或者信封。当然,这不是普通的荷包或信封,学问和深意都体现在它们的名字上面。如果上写着“强仕”二字,今人看了想必会一头雾水,且放心,清代长官知道《礼记》中曾写道“四十强而仕”,“强仕”当然代表四十两银;接下来是“大衍”,取自《周易》之中“大衍之数五十”一句,代表五十两银;“耳顺”的意思好理解,《论语》有句“六十而耳顺”,那就是六十两银。倘若你看到信封上写“梅花诗八韵”,可真别以为是什么梅花诗,那是暗示信封内有八十两银票;“四十贤人”当然也不是罗列了四十位贤人的名单,而是代指四十两银。

  有些名目更雅、寓意更好的礼单,还会考验一下收礼官员们的乘法口诀,好在都比较简单。比如,“百寿图一轴、两轴、三轴”,分别是指银子一百两、二百两、三百两;“双柏图一座”,即二百两;“秦关一座”,是一百二十两,典故出自“函谷关高一百二十丈”;“毛诗一部”,等同于三百两,蕴意来自《诗经》有三百零五首诗。所以说,提到送礼,我们还是只服清朝。逢年过节收一圈礼,简直能把传统文化知识温习一遍。当然也有闹笑话的时候,据说末代皇帝溥仪的叔父载涛,曾在春节期间收到一个信封,上写“千佛名经”四字。怎料这位皇叔父不明所以,还请人前来解读有何佛法深意,直到打开才知道,原来竟是一千两银票。

  不发年奖就罢工

  民国时期,上海工商界成立“年奖问题处委会”

  年终奖励不只是古代官员们的专利,一些供职于银柜票号、粮米油店、丝绸布庄的雇员或学徒,也会在春节来临时收到老板的过节奖励。一名员工能够得到多少年终奖,关键要看平日表现,也就是自我奋斗和付出,但也要考虑到店面效益,以及老板的人品秉性。

  冯玉祥在河南开封时,曾注意到火车站附近有一个绸庄,老板姓马,对待员工就比较苛刻。马老板有个外号,叫马三赖,意思是赖贷款、赖工资、赖年终奖。他给店员发年终奖,往往是三年一发,而且选在正月十六日才发,准确来说应该叫“年后奖”。马老板的这种管理方式相当精明,因为三年一发,所以店员很少有工作一两年便辞职的,怎么也要熬到三年周期,等待发了奖才会有出走的念头。正月十六日发,则无形之中保证了伙计们年前能坚守阵地,不至于搞得绸庄最忙的时候缺少员工。等到三年之后的正月十六日,伙计们每人领到一笔奖金,又通常不想另谋他职了。

  马老板虽然赖年终奖,但好歹还发,另外有些剥削严重的资本家就索性不发,以致往往引发员工们的罢工反抗。近代以来,外国资本相继在我国沿海口岸开工设厂,大量招募本地民众务工。要说这些外国资本家们,不知道是不了解中国人的规矩,还是剥削欲太过旺盛,经常克扣工人们的年终奖励。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,丝织业、邮政业、船舶业经常发生工人争取年奖的罢工行动,以致上海工商界还联合成立了“年奖问题处委会”,专门负责调解协商各工厂的年终奖发放问题。据1948年《工商法规》刊载的一份报告,年奖问题处委会曾出台过四条决议,针对工厂不发年奖、工人罢工等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。其中特意提到:“本年度工商业情形萧条,该会为求了解实际情形起见,择定重要各业,由工业会、市商会及各该工会领导人员,协助调查,并由年奖处理会指派委员参加,综合劳、资、政府三方面调查所得,作该会调处工作之参考。”

  看得出来,一些工厂不发放年终奖,倒也不是有意赖账,也存在效益不景气等客观原因。但对中国人来说,有没有这点奖金,数量还是其次的,关键是份诚意和问候,直接影响到过春节的心情。这也可以理解,为什么会动用多个部门来共同协商年终奖这件“大事”了。 供图/孔勇

 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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